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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继海 | 历史小说的三种表现形态:论传统、现代、后现代历史小说

外国文学文艺研究2018-06-21 08:47:28


作者简介

高继海,男,汉族,河南开封人。1995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并获博士学位。1998年至1999年在英国剑桥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2009年至2010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富布莱特访问学者。九三学社开封市主委,九三学社河南省副主委。政协开封市第九、十届委员会副主席。第十、十一、十二届河南省人大代表。 现为河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外语学院前院长,中国英国文学学会副会长、河南省外国文学学会会长。国家社科规划项目通信评审专家和国家博士后基金评审专家。主要研究方向为英国小说和西方文论,出版专著5部、译著6部,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论文40余篇。主持完成国家项目2项、省级项目4项。译著《获诺贝尔奖的女性》获第七届中国图书金钥匙二等奖,《英国小说史》获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

 历史小说的三种表现形态:论传统、现代、后现代历史小说 

本文发表在《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06年第00期,第1-15页。经作者与期刊授权由“外国文学文艺研究”微信公众号推出。)


 

在过去的30年中,后现代主义已经从最初给文学分期的一个概念衍变为极为时髦、无所不包的术语,在其衍变过程中引发无数的争论。今天,不仅文学批评家,而且作家、艺术家、建筑家、社会科学家和哲学家都形成了自己关于后现代主义的理论体系。在这里,我们把后现代主义狭义地理解为其最初的概念,即代表了当代文学的某些基本的共同特征。本文重点讨论后现代主义小说的一个分支,即后现代主义历史小说,通过比较它与传统历史小说和现代主义历史小说的差异,得出关于后现代主义历史小说的若干结论。


后现代主义这个概念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之初颇含贬义,因为它怀疑、悬置、否定、摈弃、消除事实与虚构的界线,否认文学文本的指涉性,怀疑现实的可认知性。同样,后现代主义历史小说被视为自我指涉的小说,局限于对历史叙事常规的研究,而没有提出自己对历史的解释,仅仅是另外一种“元小说”。按照这样的观点,后现代主义历史小说对历史的公开虚化只是为了揭示过去历史的虚构性特征,它是非指涉性的、非历史的、非政治的,除了自身的自主性外没有任何义务要承担。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如詹姆逊、纽曼和伊格尔顿也认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缺乏政治和历史内容。林达·哈钦在其《后现代主义诗学》(1988)中针对这种误解提出后现代主义文学“根本上是自相矛盾的,绝对历史的和不可逃避地带有政治色彩”。[1]本文通过对若干后现代主义历史小说的分析支持哈钦的这一观点,指出后现代主义历史小说不为现存的秩序提供直接的未来图景,但是通过虚构过去可能发生的多重事实,为未来提供某种参照。


一、传统历史小说的叙述模


我们通常理解的所谓历史小说,是指以反映历史人物和事件为核心的小说。我们可以把历史小说分成三个时期,即传统历史小说、现代主义历史小说和后现代主义历史小说。虽然在司各特之前已经有了表现历史题材的小说,批评界一致认为1814年司各特的小说《威夫利》的出版标志着历史小说的诞生。乔治·卢卡契认为,司各特的历史小说是对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反应,这两个事件加速了历史的进程,促使人们认识到现实的易变性。司各特的小说表达了旧的封建秩序和上升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一个要维持现有的秩序,一个要推动历史前进。卢卡契特别关注文学之外的、经验的现实及其在小说中的表现。[2]“柯勒律治认为司各特的历史小说围绕一个主题展开,即决定人类历史进程的、两个基本原则之间的张力,一个是“对于过去古老的东西的近乎宗教般的坚持,对恒久的愿望和倾慕;另外一个是对知识、对真理的渴求,对进步的本能要求”。[3]


以司各特为代表的传统历史小说至少有下列三个特点。第一,它们尊重已经被认可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为了避免与历史记录发生冲突,这些历史小说倾向聚焦于那些史学家没有注意到、或者史学界没有定评的人物和事件,这样可以运用想像力来比较自由地填充空间。第二,不管是表现普遍的人类生存境遇还是特定的历史时代,它们都竭力避免时间的错位,不会出现莎士比亚在《尤利乌斯·恺撒》中让恺撒看墙上的闹钟这样的错误。第三,它们注重内容的逼真性和现实性,力图模仿历史,也就是说这类小说在本质上都是现实主义的。


许多批评家注意到了司各特历史小说主人公的“平庸、被动、摇摆不定”,卢卡契认为这是小说的一大优势,有助于读者关注历史事件的真实再现。《威夫利》的主人公就是一个对于詹姆斯二世党人的活动一无所知的英国青年,只身来到苏格兰高地,睁大他那一双好奇的眼睛,持一种不偏不倚的天真态度,把一切新奇的东西尽收眼底。他还是一个多思的人,不久成为小说的聚焦中心,读者通过他的眼光去观察过去的一切。


司各特的历史小说还有一个特征,那就是表明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其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特质,这种特质贯穿并且决定着这个时期的一切现象。人类历史从野蛮发展到商业文明经历了明显的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其独特的基础构造、社会组织模式和文化表现形式。司各特的历史小说将现实主义手法与历史材料融为一体,尝试揭示史学家不能够揭示的东西,他及其后继者因此占据了对史学进行补充的位置。历史小说成为史学的同伴,起到普及历史知识的作用。同时它与历史在内容和形式上又有很大差别。历史小说不否认其虚构性,但是坚持认为,在史学家仅仅提供概要陈述的地方,为了达到情节生动、语言华美、细节丰满的目的而虚构是值得称道的事情,起到了弥补史学内容枯燥、文体干瘪的效果。而且历史小说表现史学未能表现的方面,那就是普通人民的日常生活。历史小说与以前的英雄传奇不同,因为传奇仅仅把“历史作为铺设故事的道具”,唯一的目的是吸引读者,而历史小说真诚地希望传播历史知识。历史小说与“伪事实小说”也不同,后者往往是虚构的,但却假托是真实的材料。二者的区别在于“伪事实小说”模仿历史,而历史小说补充历史。


在谈到他何以匿名出版其历史小说时,司各特说,“我最初的动机是认识到这是对公众欣赏趣味的一种试验,成功与否不得而知,因此没有必要冒风险给自己找不快。“[4]显然司各特认为他写的东西是一种新的事物,内心没有把握。他此时已经是有名望的诗人,不愿损害自己的名声。在他的27部《威夫利》系列小说中,只有2部,即《格斯吞的安妮》和《危险城堡》,是直接表现的。有8部,即《威夫利》、《盖·曼宁》、《古董商》、《肯尼沃斯》、《海盗》、《圣罗南之泉》、《红射手》、《护身符》,是匿名的。在《威夫利》之后,司各特简单地署名为“((威夫利》的作者”。有3部,《罗布·罗伊》、《昆丁·达沃斯》、《伍德斯托克庄园》,是假托编辑回忆录的形式写成。其余的14部使用了各种面具。虽然司各特不可避免地要考虑迎合读者的趣味,但他没有为了赢得读者而夸大或者歪曲历史事实。为了避免与史实冲突,司各特把虚构人物的冒险放在显著位置,而真正的历史人物只是偶尔出场亮相。



二、现代主义历史小说的试验


现代主义历史小说又可以称为自指性小说,这类小说转向认识论的寻求,把历史的本质和可知性作为其探讨的主题。它不仅表现过去,而且探询过去,是历史小说和侦探小说的结合体,在20世纪上半叶有所表现。20世纪上半叶的试验文学较少触及历史题材,因为这个时期的作家大多数试图切断与过去的联系,而且他们的兴趣主要在于个体的过去而非集体的过去,但毕竟出现了一批现代主义历史小说,如亨利·詹姆斯、托马斯·曼、弗吉尼亚·伍尔夫、威廉·福克纳等人的作品。现代主义小说的代表人物伍尔夫谈到司各特时说他“已经完全丧失影响力”,原因在于“司各特的人物只有在说话的时候才活着,他们不思维。司各特既不探究他们的心理,也不尝试从他们的行为中推论出什么”。[5]这是现代主义小说家对司各特代表的传统历史小说的主要批评,即这类小说仅仅注意外部世界的描述,不注意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探索,而对于个人意识的关注是现代主义小说的基本出发点。现代主义历史小说首先探询的是,一个人关于过去的历史知识如何进入这个人的精神结构中去;其次,这个人的历史知识是如何获得的。第一个问题属于心理学范畴,第二个问题属于认识论范畴。


19世纪末,叔本华,尤其是尼采,已经对历史的客观性提出了强有力的质询,对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提出了挑战。如果我们询问,从么时候开始作家们发现历史的客观性并不存在,开始寻求一种新的表现历史的方法,那么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20世纪人们对历史知识的可靠性产生的怀疑首先集中在历史本身不具有内在的连贯性,历史知识的连贯性来自史学家而不是历史本身,而史学家的所谓公正和客观实际上并不存在。历史材料的选择性受限于诸多因素。首先,我们只能使用那些经历历史岁月的磨损留存下来的东西,这是学术层面的问题。其次,历史学家只选择那些与他心目中形象吻合的史料,这是认识论层面的问题。第三,史学描写的是胜利者的历史,那些失败者、下层人民很快就从历史档案中被抹去了,这是政治层面的问题。现代主义小说家认为他们没有义务宣传历史知识,相反,他们从认识论和政治的角度探询历史知识的性质、可知性、用途等等,揭示历史知识的片面性,指出对历史事件的解释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密切联系。


现代主义历史小说的第一个显著特征是“历史的主观化”。司各特的历史小说侧重对生活的外部环境的描述,把人物作为传达历史信息的工具。现代主义历史小说将这种方法颠倒过来,构成历史的主观化。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1919)中提出一种新的文学史概念,这一概念也可以运用于历史,因为二者都是文本的聚集,都是作为被解释的对象而存在。艾略特认为文学的过去不是一个割裂的、渐变的过程,不能通过对不同时期的文学文本做记录的方式来把握。相反,文学的过去是一种共时的、由若干文学的纪念碑式的文本构成,这些文本具有内在的自由价值。个人才能的实现就在于这些有纪念意义的文本纳入自己的意识中,成为自己意识的有机组成部分。作家只有这样获得了文学传统,把过去纳入自己的意识层面之后,才能创造性地参与文学史的各个不同时代,反过来用自己的贡献丰富这一传统。同样道理,历史的主观化就是把历史视为构造人格的建筑材料的堆积。


亨利·詹姆斯的历史小说《过去的意识》[6](1917)是一部教育小说,记述一个历史学家的成长过程。主人公是一个年轻的美国人,叫拉尔福·潘德雷尔,他刚刚发表了一篇历史论文,“怎样阅读历史著作”。拉尔福有十分活跃而敏感的历史想像力。故事开始时,他从叔父那里继承了一幢伦敦古宅,在检查这幢古宅时,他看到墙上一帧19世纪的画像,画像上的人物也叫拉尔福,而且同他年龄相仿,容貌相似。接下来的情形类似奥斯卡·王尔德的小说《道林·葛雷的画像》。画像上的人物有了生命,就像拉尔福的影像一样出现在他面前,两人决定改换时代,此后拉尔福进入了19世纪,体验那个时代的生活。伍尔夫的历史小说《奥兰多》[7],(1928)记述主人公奥兰多从16岁到36岁的生活。在这个期间,奥兰多的生活跨越英国历史的几个时代,从伊丽莎白时代(1558)到小说出版的时候(1928)。奥兰多不仅穿越时代,而且更换性别,性格随环境而不同。托马斯·曼的《约瑟夫的青年时代》(1934)讲述耶稣·基督的父亲的故事,其主人公是全人类的代表,在他身上集中了神话和历史人物的特征,有耶稣·基督,有尤利西斯,甚至还有富兰克林·罗斯福。这些作品都对过去作了主观化处理,把过去中一向被作为客观真实的历史转化为构成人格、形成人物性格的因素来处理。


历史主观化取得虚构人物与外部环境之间的一种平衡。在司各特的小说中,主人公的作用无非是为冗长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刻画提供便利,例如在《威夫利》中,爱德华·威夫利是一个透明的中介,历史力量、历史环境是通过他介绍给读者的。与之相反,伍尔夫的奥兰多是一个不透明的神秘人物,她穿越在不同历史时代之间,将历史纳入自身,而她的心理世界是小说的兴趣中心。在司各特的小说中,心理兴趣服从于外部写实主义的需要,而在伍尔夫的小说中,情况正好相反。此外,历史主观化创造一种与传统历史小说不同的叙述情景。在司各特小说中,因为人物只生活在一个时代里,所知有限,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是通过一个外部的全知叙述者的声音来介绍的,这个全知的叙述者站在局外比较过去与现在,归纳人物行动的意义等等。而在现代主义历史小说中,历史意识直接纳入了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不惜违犯现实主义文学最为看重的逼真原则。在托马斯·曼的约瑟夫小说中,约瑟夫的生命时间和他的精神构成暗示的时间之间存在矛盾,而在伍尔夫和詹姆斯的小说中,超自然的神秘力量直接起着作用。奥兰多16岁生活在16世纪伊丽莎白时代末期,爱上一个俄罗斯公主,失恋后任英国驻土耳其大使,在那里突然变成女人,逃回英国,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她会见18世纪的文化名人,体验19世纪末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新鲜事物,到了1928年36岁时,嫁给一个海员,生下一个儿子。这是典型的历史主观化的例证。


现代主义历史小说的第二个显著特征是超越历史。这类小说仿佛害怕被沉重的历史档案所淹没,故意淡化其与历史事件的联系。福克纳的《押沙龙、押沙龙》[8]仅仅间接触及美国南方的历史,伍尔夫的《奥兰多》和《幕间》仅仅利用了标准的史学分期和教科书上的内容,詹姆斯的《过去意识》没有涉及19世纪的主要人物和事件,仅仅讨论了19世纪初和20世纪初时尚和意识方面的差异,托马斯·曼的《约瑟夫的青年时代》涉及久远的圣经历史。即使这些淡淡的、轻远的与历史的联系还与神话的母题纠结在一起,而这种结合暗示历史人物和事件与超越历史的原型结构之间的并列关系。在福克纳的《押沙龙、押沙龙》中,托马斯·萨普吞的悲剧故事反映的不仅仅是美国南方的种族问题,而如小说的标题所示,是古老人类历史悲剧的回响。托马斯·曼的约瑟夫也不仅仅是《圣经·旧约》里的人物,而包含了历史上许多伟大的悲剧性人物,包括20世纪的伟人。奥兰多穿越时空界线、性别界线、生死界线,成为人类永恒的象征。神话母题的融入使作品超越了历史,把历史由变化的过程转变为神话的凝滞。


现代主义历史小说的第三个特征是自指性。福克纳的小说《押沙龙、押沙龙》已经成为自指性历史小说的典范,其目的不是仅仅展现美国南方一个家族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的历史,而是展示昆丁把破碎的历史记录连缀起来、寻求萨普吞真实生活的努力。伍尔夫的《幕间》的内容是拉特洛小姐试图把英国历史融入一个盛大的庆典活动,其焦点不在于英国历史的再现,而在于这位小姐对于协调和统一的寻求以及她的感情和思维在此间的变化。詹姆斯的《过去意识》对于过去事件的探求本身成为小说情节,不仅表现过去的一个插曲,而且表现对于过去这个插曲的解释。


这类小说改变人物刻画的方式,不是把历史表现为客观的过程,而是把意识的模式和功能复杂化。过去的历史是通过一个像史学家那样的人表现的,这个人物在叙述历史的同时,对历史研究的策略、技术等进行评论。在历史哲学上历史有两个含义:一个指过去时代的人们实际上做过的事情;另外一个指对于这些事情的叙述。按照客观主义的认识论,后者,也就是对于这些事情的叙述,真实地反映前者,也就是这些历史上发生的事情。它们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就像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一样。而自指性小说使用的叙述策略就是要颠覆这种传统的历史事件和对历史事件的叙述是一回事、一个东西的概念。这些策略首先突出对过去人们实际生活的不可接近,强调对过去生活的叙述的自主性。现代主义历史小说中史学家形象的主人公对于史学活动的评价揭示这样一个概念,即历史不是一个现成的“外在客体”,等待着史学家去“完整地”发现。相反,它是史学家意识的投射。自指性历史小说中的史学家形象的主人公暴露在构筑历史过程中的多重聚焦,呈现对于过去同一历史事件的各种不同的解释,揭示这种解释的主观性本质。



三、后现代主义历史小说的选择


后现代主义历史小说又可以称为反历史事实小说,这类小说设计可能的历史版本,虚拟被官方意识形态淹没的历史,假设未实现的现实可能性。这类小说实际上是科幻小说与历史小说的结合,其对于历史事实的故意歪曲蕴含着政治含义。后现代主义作家并不是随意改变历史,他们往往站在历史上受欺压、被剥夺了言路的弱势群体一方,企图表现他们的历史。20世纪后半叶涌现出大量历史题材的小说,被人们视为历史小说的复兴。托马斯·品钦的《V》(1963)和《万有引力之虹》(1973)、克特·冯尼格特的《五号屠宰场》(1969)、加西亚·马尔库兹的《百年孤独》(1967)、罗伯特·库弗的《激愤的民众》(1977)、拉什迪的《午夜出生的孩子们》(1981)被认为是这类作品中的精品。关于后现代主义历史小说的研究著作也随之出现并且日渐增多。


后现代主义历史小说不仅仅是现代主义历史小说的继续,二者存在明显的不同。首先,显然伍尔夫、福克纳等现代主义作家揭示历史的虚构性,强调在构建历史过程中想像力的作用,他们没有破坏基本的历史骨架,没有刻意违反历史事件发生的客观顺序。而在后现代主义作品中,随意编造和歪曲历史真实的事情屡见不鲜。比如19世纪末的维也纳受到土耳其人的围攻,摩西举办摇滚音乐会,这样对正典历史的肆意糟蹋是后现代主义文学争议最多的一个问题。现代主义小说的自指性和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反事实性的共同特征是模糊事实与虚构的界线,但采用的方法不同。前者通过展示同一事实可以有不同含义的方式,证明历史记录在解释中的多义性,后者通过假设事件可能导向完全不同的后果,表现历史现实的柔韧性和可塑性。


后现代主义历史小说是传统历史小说与科幻小说杂交的产儿。科幻小说不像人们认为的那样突然出现,在儒勒·凡尔纳之前,甚至在玛丽·雪莱之前,在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1516)中,科幻小说已经初现端倪。事实上,科幻小说与乌托邦幻想的界线最初很难划分。科幻小说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主人公可以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往返穿梭,在他们眼中,时间是可逆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同时存在于可能性的网络中,他们因此可以同时参与不同历史时期的活动。后现代主义历史小说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反历史事实,与乌托邦幻想有某种类似,主要在时间纬度上操作。这些小说假设历史上没有出现的情况发生了,历史将怎样发展,“假如法西斯主义在西班牙内战中失败了,或者美国南北战争中南方取胜,情况会是怎样?”


故意对历史事实做出相反的假设,探讨历史发展的其他可能性,具有认识论的合理性。历史学家亚历山大·德芒特1986年写过一篇文章,称赞后现代历史小说对于史学研究的积极意义。他说,反历史事实小说以大胆的假设为出发点,以严密的逻辑推理为基础,尝试回答“假如……情况会是怎么样”,为历史现实主义提供了另外一种考虑问题的方法。因为史学家已经知道了历史发展的结果,因此在解释历史现象时倾向于从已知的结果判断事件发展的方向。这种目的论的幻觉蒙蔽了史学家,使他不能客观而公正地考察当时身临其境的人们面临的多种选择和历史事件的多维发展可能。他在决定材料的取舍和轻重时受到已知结果的影响,因而是片面的。史学家的立场显然与当时参与历史事件的人物的立场大相径庭,因为这些当事人还不知道历史向哪个方向发展。德芒特认为,反历史事实小说的作用在于,通过对当时的多种可能性做出假设,从历史事件参与者的角度观察历史,比史学家从后来历史发展的结果出发来评判历史,更为客观公正。虽然未实现的潜在历史在精确性方面无法与现实的真实历史相比,但在可能性方面它们具有同等的价值。”[9]


后现代主义反事实历史小说包含深刻的政治意义。乌托邦小说包含对社会现实的批评,它提出的理想社会是现实社会的一面镜子。后现代主义历史小说中的反事实假设暴露历史知识与政治权力的密切联系。众所周知,官方史学书写的往往是胜利者的历史。史籍中有大量关于帝王将相的记载,而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贫民和失败者无法进入官方文化的渠道,因此不在记录之中。历史记录的高度选择性本身已经表现了历史知识和政治权力之间的密切关系。1931年温斯顿·丘吉尔在故事“如果李没有打赢葛特斯堡战役”(注意标题的欺骗性,因为李的确没有打赢这个战役,而且正是因为这个战役的失利决定了南方的失败)中指出,“打赢一场战争不仅影响到未来而且影响过去。后果链条的各个环节都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仿佛永远不会停止似的。破碎的希望、压制的激情、无谓的牺牲统统从现实中被扫除了。”[10]历史上的胜利者以自己的形象创造过去、改写历史。反事实小说通过挖掘过去被淹没的失败者的历史颠覆主流意识形态,也承担着危险,因为对历史的解释不仅仅关乎过去,而且影响现在和未来。如果历史话语沉默地把历史作为客观过程予以描述,那么任何的现存秩序都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的必然阶段,其存在的合理性不容置疑。因为这个原因,权力的攫取和巩固总是伴随着历史的重写。后现代历史小说同情地站在被剥夺的一方,重新分配实际历史中胜利和失败的角色,这样做的目的不是要在精确性方面与正统的历史分庭抗礼,而是要提醒我们在权力分配过程中包含的激烈的权力斗争,以及这种权力斗争造成的结果的偶然性。如果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偶然的,那么它的被取代将是必然的。因此反事实小说的意义在于,虽然它们表现的是不真实,但这种不真实可能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得到实现。


后现代主义历史小说揭示历史知识的片面性。历史知识满足某种感情需要,历史学满足对于身份的确认,因此历史叙事必然把史学家的意向投射到过去。历史叙事中的人物,无论是王公贵族,还是平民百姓,都不过是叙事主体的镜像投射。朱利安·巴恩斯的《福楼拜的鹦鹉ll})(1984)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如果我们把这部小说看作是一部虚构的传记,那么小说突出的不是传记的对象,而是作传者本人。小说的叙述者杰弗利·布雷思维特是一位离异的中年医生,他来到卢昂寻找福楼拜的遗迹,研究福楼拜的爱情生活,试图为自己的麻烦找到解决的方法。小说不仅仅是记述福楼拜的故事,更重要的是记述布雷思维特的故事。小说结束时读者发现,布雷思维特的妻子自杀了,所以他研究福楼拜既是一种排遣哀伤的方法,也是为了逃避眼下艰难的日子。布雷思维特选择福楼拜作为研究对象也绝非偶然。首先,布雷思维特想当作家,希望把自己与一位著名作家并列。其次,布雷思维特对于福楼拜如何面对哀伤和绝望特别感兴趣。最后,布雷思维特像福楼拜一样,因为对于现实感到失望而转向过去。福楼拜对于古代迎太基的兴趣促使他写出历史小说《萨朗波》,因此布雷思维特把福楼拜作为研究对象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一般认为历史学家的结论建立在对历史遗迹,如古钱币、器具、建筑的考证上,而实际上,史学家首先要对这些遗物的真伪、年代、价值等等进行鉴别和选择,这个过程涉及史学家本人的知识结构、主观意向、情感因素等等,不可能是纯粹客观的。布雷思维特在《福楼拜的鹦鹉》里把这一点说得很明白:“过去是自传的虚构,假装成议会的记录。“[12]小说的标题本身就包含对历史资料的质疑。福楼拜在写作《一颗淳朴的心》(1877)的时候书桌上摆着一只鹦鹉,布雷思维特调查的主要内容就是这只鹦鹉的下落。他发现巴黎的两个博物馆里都摆放着这只鹦鹉,都声称是真正的福楼拜的鹦鹉。布雷思维特为了弄清真伪,走访了“福楼拜朋友会”唯一幸存的、最年长的成员。那个人说,两个可能都是真的,也可能都不是真的。确定鹦鹉的真伪成为不可能的事情,因此鹦鹉在这里象征着历史遗物的不可确定性。布雷思维特认为,我们应该拓宽对于过去的认识,不仅包括实现了的,而且包括未实现的计划和梦想,因此传记作品不仅包含“传主实际的生活”,也包含其“可能的生活”。因此在“不可凭信的福楼拜”一章中描写了福楼拜可能写出的著作和走过的生活道路,在“路易·柯勒的说法”一章中虚构了福楼拜的情人路易·柯勒对他们之间爱情的看法,与福楼拜对这个关系的说法大相径庭,形成鲜明的对照。


彼得·阿克罗德的《查特顿》[13](1987)记述托马斯.查特顿(1752一1770)的生平,意在揭示所谓创新天才从来就不存在,纯属虚构,文学史像历史一样,就是一个剿窃、膺品积累的过程。为了说明这一点,阿克罗德设计了关于查特顿生平的几种版本。其一是人们普遍接受的说法,即查特顿剿窃古代诗人的作品,造假被揭穿后羞愧自杀。其二是诗人查尔斯发现了一幅画和一部手稿,画面上的查特顿是中年人,而手稿是查特顿写的回忆录,这些东西证明人们普遍接受的说法是错误的。查特顿在回忆录里写道,他为了继续行骗伪造了自己自杀的现场,以便可以不受干扰地继续干剿窃的勾当。查尔斯的发现在批评界产生很大影响,他决定写一部查特顿的传记以正视听,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其三是查特顿自己的叙述,说他为了治疗一种致命的疾病而误服过量的剧毒药物而身亡。其四是查特顿的销售代理人约翰逊的后代,说查特顿的确是自杀身死,查尔斯发现的画和回忆录都是约翰逊的儿子为了商业利益而伪造的。阿克罗德没有告诉读者这四种说法哪一种是真实的,却揭示了剿窃是文学创作的一个普遍规律(我们可以用互文性来代替“剿窃”这个不雅的名称)。小说里的每一个人都是造假者。著名小说家哈利埃特使用不出名的作家的情节编造故事,查尔斯因为写不出来东西才想到查特顿,没有来得及完成查特顿的传记就死了,菲利普靠继续查尔斯的未竟事业一举成名。小说结束时,菲利普对查尔斯的遗婿薇薇安说,“一切就这么发生了,没有任何动因。如果你追溯过去,试图找到因果关系,或者动机和意义,结果会发现任何东西都没有真正的起源。它们仅仅存在,它们为存在而存在。[14]


四、结论

 

如果说传统历史小说是把传播历史知识、忠实反映历史真实、补充历史作为自己的使命,现代主义历史小说是把自己放在与历史同样重要的位置,把历史小说从附属于历史的地位提高到与历史平等的地位,那么后现代主义历史小说在突出虚构性的时候,随意虚构、歪曲历史,把历史置于附庸的地位。对后现代主义历史小说持批评态度的人往往过分强调其虚无主义成分,而忽视了其政治意义。后现代主义历史小说取笑正统的历史,但这样做绝非是随意为之。前面我们已经指出后现代主义历史小说的戏拟和乌托邦性质,其实这两者是相互关联的,如巴赫金在讨论拉伯雷和文艺复兴时代的大众文化时指出的那样。巴赫金认为对于正统秩序的戏拟性颠覆在狂欢节仪式中表现得最为充分,狂欢节不仅打破了官方文化的规范和等级制度,而且表现出欢乐的、平等的、另外一种生活方式。


后现代主义历史小说贯注着对现代西方文明穷途末路的启示录般的情感。这些作家认为西方文明已经走到了尽头,释放出其无法控制的力量,因此他们从过去未实现的可能性中寻求未来。这种态度促使他们挖掘任何历史情景中潜在的多种可能实现的情形,过去的历史存在多种可能性的概念往往成为后现代丰义历史小说明确无误的主题。这些小说在探询多重可能性的时候往往关注历史纪录中少数派和从属者的缺失,确信这种缺失是权力斗争的结果,因此它们一方面挖掘被历史淹没的文献资料,另一方面设法从正典文本中解读出新的含义,目的是颠覆主流意识形态的垄断地位。


后现代主义历史小说故意与历史记录发生激烈冲突不是为了提供关于过去的真实,而是为了给未来提供可能的参考,不是要用黑人优越来代替传统的白人优越,或者用母权制代替传统的父权制,而是要把受压迫群体从默默无闻中拯救出来,以免他们永远被排斥在历史记录之外。后现代主义历史小说提供的乌托邦前景是一个多元模式的社会,在那里不同的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的人们都可以平等地追求自己的理想,实现他们的自身价值。




注释:

[1] Linda Hutcheon, A Poetics of Postmodernism: History, Theory, Fiction.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88, p.3

[2] Georg Lukacs, The Historical Novel. Trans from German by Hannah and  Stanley  Mitchell.  Boston:  Beacon  Press. 1962,PP.19一88

[3]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Biographia Epistolaris.  Ed. A. Turnbull. London: G Bell and Sons. 1911,p.183

[4] Walter Scott. The Waverley Novels. The Border Edition. Ed. Andrews Lang. London: Macmillan, vol. 1,pp. 18一19

[5] Virginia Woolf. "The Antiquary",in Collected Essays by Virginia Woolf.  Ed.   Leonard  Woolf.   Vol.  1,London:  Hogarth Press, p.141

[6] Henry James. The Sense of the Past.  Fairfield, NJ:Kelley. 1917. rep.,1976 

[7] Virginia  Woolf,  Orlando:  A Biography.  London:  Hogarth Press, 1928

[8] William Faulkner, Absalom, Absalom!

[9] Alexander Demandt, Ungeschehene Geschichte: Ein Traktat übedie Frage: Was ware geschehen, wenn…?Gottingen: Vandenhoeck&Ruprecht. 1984

[10] Winston Churchill, “If Lee Had not Won the Battle of Gettysburg", Squire 1931,pp.173一196

[11] Julian Barnes, Flaubert's Parrot,1984

[12] Julian Barnes, Flaubert's Parrot,1984, p.90

[13] Peter Ackroyd, Chatterton,1987

[14] Peter Ackroyd, Chatterton,1987, p.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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