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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生在动乱岁月(连载三)

怀旧好声音2018-06-21 10:31:02

怀旧好声音》,关注后慢慢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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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青拜年


  江青在“文化大革命”前,她的职务只是中央宣传部的处长,“文化大革命”一来,她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这个小组成立时,直接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实际上取代了中央书记处。她如此飞黄腾达而又有恃无恐,重要原因之一是她勾结了林彪这位“尊神”。而林彪也有求于江青,他要利用江青的特殊身份,打听毛泽东的某些想法。于是,这两个集团又勾结又斗争。

  然而不久的时间,林彪叛国外逃,折戟沉沙。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受审查。中央政治局成员里面,林彪集团消失了,江青集团的比重上升。

  江青深知,夺取最高权力,必须利用军队的影响和实力,江青的目光转向李德生。李德生不只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在国务院业务组、军委办事组、中央组织宣传组(1970年11月)都有职务,在军队里,是总政治部主任、北京军区司令员(1971年1月)。李德生处理林彪事件的能力受到毛泽东的重视,得到周恩来、叶剑英和各方面的支持。

  早在1971年11月10日,江青接到一封专门写给她的揭发空军问题的群众来信,第二天她将信转给毛泽东:“送主席,此件是某某师几个人的联名信,有些提法值得注意。如有暇,可供参考,退江青。”但是毛泽东没有将信退给江青,却批道:“此件应送李德生同志查明酌处。”1972年3月,江青又在一封揭发军队人员的来信上批:“即送毛主席、周总理”。周恩来3月21日批:“提议送总政李德生同志”,毛泽东也批示:“李德生同志酌处”。

  所有这些,都使她重视“做”李德生的工作。

  江青是怎样施展伎俩“拉拢”李德生的呢?这里介绍几件笔者亲历的“小事”。

  1973年2月2日,也就是1972年阴历年的除夕。偌大一座办公大楼,只有各部值班员,也就是八九个人,坚守在各自的值班岗位上。当时,没有电视机,炊事员也都放了假,没有了夜餐。楼内一片静悄悄。偶尔远远传来居民区里的阵阵鞭炮声,提醒人们,今晚是团圆夜,是春节三天假日的前夕。当时,笔者正在总政治部机关大楼李德生的办公室值班。

  8时许,从来繁忙,今天格外安静的军委一号台电话铃声突然响起,打破除夕夜的寂静。一号台总机那熟悉的女接线员说:“江青同志办公室杨秘书的电话。”一号台总机的女接线员们都有两个本领,一是她们熟悉所有用户的不同声音,一听就知道对方是谁;二是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能够找到所有用户的行踪。

  那边,杨秘书非常客气地说:“江青同志要我打电话,请转告德生同志,江青同志给德生同志拜年。”

  笔者放下杨秘书打来的电话,不好耽搁,立即给李德生家里打电话,将这一内容直接报告给李德生,并且等着他如何给对方回话。李德生听了之后,只是答应一声:“哦!”从他历来处理事情的习惯,我知道,这件事到此就算办完了。他不会给你讲为什么,确实也不便讲为什么。

  第二天大年初一,李德生照例到办公大楼来,给各部门值班的工作人员祝贺春节,问候家人。到了七楼,问问有没有急事,却没有提起要不要给江青回电话的事。

  江青给李德生“拜年”,这是空前的一次,也是绝后的一次。

  没过几个月,春暖花开,有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后,江青走到李德生面前,显得非常关心的样子说:“德生同志,你到北京这么久了,我还没有到过你的家里看望过。我准备找个时间,到你家里拜访一下,好吗?”

  李德生是很朴实的人。他很不善于无事应酬往来,更不善于做“联络感情”一类的事,很不习惯这种小动作。过去,在部队工作时,每逢军地之间、友邻部队之间,在一起吃一顿饭,开一个联欢会,他是把它作为加强军政团结、兄弟部队团结的工作来做的,总是借这样的机会,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解决一些实实在在的问题。他听到江青的要求,很感突然,他对江青说:“江青同志,政治局开会,我们常常见面。你又很忙,不要去了吧。”

  江青哪里听过这样的大实话,她不答应,说:“那不一样,去一下好,看看你住得怎么样。”

  李德生不会虚与委蛇,也不会敷衍地表示感谢,而是如实地说:“我住的那个地方,是个小胡同,车子不好走哩。还是不去的好。”

  江青并没有因此作罢,她让杨秘书和中办警卫处的同志给她“勘察”地形,真的打算要登门拜访了。警卫处的同志熟知江青的脾气,她要到哪里,事前有一大堆事情要办,像警卫工作、室内温度、周围环境、接触人员等,稍一不慎,她挑出毛病,一顶政治帽子就可能给你戴上了,谁个受得了。

  警卫处派人到缎库胡同看了一番,证实了那里确实是一条狭窄的小胡同,还要拐两个九十度的直弯,江青的大红旗轿车是很不好开进去的。那么李德生的座车是怎么进出的呢?他的司机小韩,在部队开车的技术很过硬,每次拐弯,都要猛打方向盘,坐在里面的人会稍稍晃一下的。出现这种情况,江青能受得了吗?怪罪下来,谁能承担,警卫处的同志和杨秘书向江青汇报,那条胡同确实不好走。江青这才作罢。

  再讲一件事。

  还是1973年春末的一天,李德生偶犯感冒,在政治局开会时,服务员悄悄送了一次药,被江青发现了。江青显得格外关心地问道:“德生同志,怎么了?”李德生没有想到,江青居然发现医生送药这么一件小事,只好回答说:“有点感冒了,已经差不多好了。”

  不想第二天,李德生参加政治局活动后,回到总政治部的办公室,警卫参谋小倪拿出一个褐色的玻璃小瓶,放在办公桌上。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普通的药瓶,里面原来的药片和外边的药签已经没有了,药瓶上面贴张白纸,用铅笔写着“竹沥盐”三个字,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是江青手写的“仿毛体”。小倪说,这是江青的警卫员交给他的,说是江青同志给德生同志治疗感冒用的。

  “竹沥”是一味中药,据中医书上记载,有清热化痰、镇惊透络之疗效。

  李德生有病,都是服用保健医生从解放军总医院开的药。他的身体好,很少有病,偶尔头疼发热,服用普通的药物就可以很快见效。他是从不乱求医,乱吃药的。那瓶竹沥盐,连瓶盖都没有打开,一直放在办公桌的抽屉里“睡大觉”。

  江青是很挑剔、很难伺候的人,她有病,医生、护士都战战兢兢,打针吃药,唯恐不周。这次,她怎么关心李德生的小小感冒来了呢?林彪有言,“送礼送政治”;江青送药,是不是也是送的“政治”药?!

  短短几个月内发生的这些小故事,它多少能够折射出江青的一点政治心态,也可以看出李德生刚直不阿的为人。




当选党中央副主席


“九一三”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随着干部政策、经济政策和其他方面政策的调整,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错误处理的大批老干部逐步得到解放,国内经济形势继续好转;在国际关系上,毛泽东、周恩来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中日建交。

  1973年3月2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的筹备问题。同时根据3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批准的《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议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

  按照党章规定,党的代表大会每5年召开一次。在正常情况下,应当在1974年召开。可是自从出了林彪事件后,九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21位委员,已经有7人成了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中央政治局不健全了,应当改选中央领导机构。加之写进党章的“接班人”竟然成为反革命政变的头子,这个党章不修改实在不行了。经过一年多批林整风运动,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已经查清,应当向全党作出交待。党章规定,在特殊情况下,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可以提前或延期举行,因此,政治局会议决定,提前举行党的十大。

  会议议定,中央政治局成立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起草小组、党章修改小组、林彪专案报告和决议起草小组、十大代表名额和产生方案起草小组,开始了各项筹备工作。李德生参加了十大代表名额和产生方案起草小组,主要负责军队代表的产生。

  8月2日,中央设立选举准备委员会,主任是王洪文,张春桥、纪登奎、李德生是副主任。十大召开前夕,8月13日,在选举准备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选举准备工作委员会。周恩来建议,为使筹备和准备工作衔接得好,主任仍为王洪文,副主任增加周恩来、康生、叶剑英、江青。在这个过程中,李德生主要是负责军队的十大代表名额分配,提出军队十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的候选名单。

  8月19日,中央政治局讨论了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名额及其成员候选名单。20日,毛泽东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汇报、议定名单。21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议十大主席团领导成员名单。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担任十大主席团主席、副主席的人,也就是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的主席、副主席候选人。在提到主席团主席时,大家都同意毛泽东为主席,对于副主席人选,先后提出了4人,即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这时,耿直的许世友两次提议,副主席有一人,或者有三位老同志就可以了。实际上,这是表明了他对迅速进入党中央核心,并且在十大筹备工作中身居要职的王洪文的强烈不满。

  8月2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讨论十大组织人事安排。毛泽东参加了会议。毛泽东说:“主席谁当啊?”大家都说:“还是主席担任好。”毛泽东说:小平同志说过,有的老同志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可以当顾问。我看可以组织一个中央顾问委员会,我来当主席。但我还是要管的,不仅“顾”,而且“问”。大家都不同意。毛泽东说,你们大家都不赞成,我只好还做(中央委员会)主席,鞠躬尽瘁。

  毛泽东说:“谁当副主席?”周恩来谈了大家酝酿的情况,毛泽东说:“我看,恩来算一个,洪文算一个”,他听说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不少人不同意王洪文,便用说服的口吻,解释说:“他当过兵,当过农民,当过工人,不能看不起儿童团”,接着说:“康老(指康生———作者注)算一个,剑英算一个。”按照当时中央的规定,39岁以下为青年,40岁至59岁为中年,60岁以上为老年。在主席、副主席候选名单里,毛泽东已近80岁,周恩来75岁,康生75岁,叶剑英76岁,都属于老年了。只有王洪文38岁,属于青年范围。

  毛泽东沉思了一下说:“我看,现在的候选人里面,有老的,有青的,还没有中的啊!我们不是讲老、中、青三结合吗?我们也应当老、中、青三结合啊!”大家对这个原则没有异议。而当时符合中年条件的政治局委员,却有好几个,究竟是谁呢?

  不料毛泽东说:“这个‘中’,我的意见是从军队里面选。”毛泽东提出的这个范围,实际上就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排除在“中”的候选人之外了。

  按照毛泽东提议的条件,周恩来发言说:“建议德生同志作为一位候选人。”当时,李德生57岁,是属于军队里的中年范围的。

  毛泽东说:“可以。”其他政治局委员都表示赞成。

  李德生根本没有这个思想准备,他连忙说:“我不合适,我的水平和能力,都不合适。”

  他又说:“从我们党内来说,先念同志是可以作为党的副主席人选的。”李先念就坐在李德生的旁边,他拉拉李德生的袖子,悄悄地对他说:“主席已经表过态了,你不要再说了。”李先念当时是64岁,虽然比周恩来、叶剑英小10多岁,按照有关规定,也是属于老年范围了。

  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

  8月24日晚,党的十大召开。大会通过了主席团148人的名单和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选举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三项议程。

  李德生作为主席团副主席,坐在主席台前排。

  8月28日,十大召开闭幕会。大会通过了政治报告、修改党章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选举了中央委员195人,候补委员124人。会议拥护中共中央的决议:永远开除林彪、陈伯达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拥护中共中央对林彪反党集团其他成员的处理和所采取的措施。

  8月30日,新产生的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为副主席。


批判周恩来



 有一个小故事:

  李德生在填写十大代表登记表时,只填写出生年、月。我们说,按照中央办公厅的要求,登记表的每一项目,都必须填写。这个登记表有年、月,还有日,不好空着。李德生想了想说,我过去填过很多登记表,从来就没有填写过出生日期。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李德生从小家境贫寒,穷人家没有过生日一说,9岁时,母亲去世,就更不知道自己是哪一天出生的了。他只知道自己是属龙的,农历四月出生。李德生想了好久,终于记起有位婶婶曾经给他讲过,他是农历四月十九日出生的,说是这个日子吉利、好记。我们找来公农历对照万年历查对,才弄清李德生的出生日应当是1916年5月20日。我们把查对的结果告诉他,他说,57岁了,才弄清自己的生日。

  李德生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后不久,遇到了一个新的难题是,在中央政治局内开展对周恩来的错误批判。

  按照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和5月中央工作会议的预计,十大之后,将于10月召开四届人大。9月1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定,为准备召开四届人大,在政治局内,设立组织工作小组、宪法修改小组、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小组。组织工作小组的组长是王洪文,政治局分工李德生参加这个小组,主要是负责军队代表名额的分配、调整。

  在江青集团看来,召开四届人大,意味着权力的新的“分配”。自从林彪集团覆灭后,江青夺取最高权力的野心更加膨胀。她视周恩来为实现她的野心的最大障碍。1972年,周恩来批判极左思潮,江青横加反对,最后毛泽东表态,认为林彪的路线是极右,而不是极左。周恩来虽然不好再提批极左思潮,但在实际工作中,继续纠正极左所造成的不良后果。从1973年夏季开始,江青等人又利用毛泽东谈儒法斗争,在报刊上连篇累牍地登载批孔文章,含沙射影,攻击周恩来。7月4日,毛泽东批评外交部报送的《新情况》,不讲世界形势是“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而讲“大欺骗、大主宰”。毛泽东对此的结论是:“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而外交部的工作,是周恩来主管的,他为此作了检讨。

  11月10日至14日,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第三次访华,在基辛格行前的13日夜到14日早晨,基辛格要求再举行一次会谈,他提出了中美合作的几个具体建议,周恩来没有给以肯定的回答,只是说:“我们还要考虑”,“要报告毛主席,一切由毛主席决定”。毛泽东听取了不正确的汇报,以为周恩来、叶剑英在中美会谈中态度软弱了,犯了错误。于是在政治局会议上,开展了对周恩来、叶剑英的批评。

  从11月21日起到12月初,中央政治局多次开会,批评周恩来、叶剑英的所谓“错误”,列席的还有外交部人员。会上,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发言肆意攻击周恩来、叶剑英是什么“丧权辱国”,搞“投降主义”,调子越来越高。江青甚至声色俱厉地讲,恩来同志的问题,实际上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甚至说周恩来是“第十一次错误路线的头子”,是“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泽东。

  李德生第一次以党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的身份参加这样的会议,尝尽了如坐针毡的滋味。他从3年多来参加中央工作的实践中,对周恩来、叶剑英加深了尊敬、信赖的感情。“九一三”后,他的工作是在周恩来、叶剑英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对于他们坚定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有很深的印象,受到很深的教育。他仔细阅读了中美会谈的记录稿,认为周、叶的谈话符合毛泽东讲过的,外交工作应当原则性同灵活性相结合这样一个原则。在这种情况下,自己发不发言呢?如果发言批评周恩来,他确实看不出周恩来的谈话中有什么原则性的错误,上不了纲。如果大家都发言了,自己不发言,又绕不过去。最后,他只能违心地说两句不痛不痒、不上纲不上线的话。

  会议如此批评周恩来,李德生有许多不解,内心确实不好受,却又不能同任何人交换看法。每次开会回到总政治部的办公室,他的心情总是很沉重,往往要坐在那里沉思好久,才开始阅读文件,处理办件。这是过去没有过的。我们还以为,当了副主席,压力大了,才有这个现象的。

  会议的温度急剧上升,毛泽东终于停止了会议。李德生事后才知道,12月9日,毛泽东先后同周恩来、王洪文谈话,既肯定会议“开得很好”,但也指出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是讲总理“迫不及待”,总理不是迫不及待,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毛泽东还否定了江青乘机要求增补她和姚文元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意见,明确表示:“不要。”毛泽东指出,把他们(周恩来、叶剑英)讲得不像话,以后不好做工作。既要用他们,也批评他们,不是打倒。

  处在这种情况下,李德生只好把自己的工作重心放在北京军区和总政治部。李德生在北京军区继勘察熟悉地形、研究华北地区战略方针之后,着重地抓了部队的战备、训练工作。重点又是加强“三打三反”训练,即反空袭、反坦克、反空降,打飞机、打坦克、打伞兵。并且从单兵和小分队的战术技术训练进入诸军兵种合成训练。李德生组织军区部队在华北某地,组织了“三打三反”和诸兵种协同作战的阵地防御作战演习,及有空军、诸兵种和民兵参加的打敌人集群坦克研究性战术演习。

  组织打敌人集群坦克研究性战术演习的报告,由北京军区书面报中央军委叶剑英副主席。1973年10月,得到了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同时通知各大军区派人参观。叶剑英亲临演习现场指导。演习结束,10月18日,叶剑英接见了参观人员、演习部队和民兵代表、驻地的地市县领导干部,并发表讲话,对于打集群坦克演习,给予很高的评价和鼓励。他认为:“演习得很好,从中学习了许多重要的经验,开了一个好头!”他从华北的战略地位,对“三打三反”在未来战争中的重要性,部队今后训练的努力方向,作了详细的论述,使参加演习的部队和民兵受到极大鼓舞。10月19日,李德生向参加演习的领导干部总结讲话。指出这次演习是“研究性演习”,要求部队今后继续研究,继续提高。


“毛主席的这个战略部署,我怎么不知道啊?”

  批林整风中提出批孔,李德生最早是在1973年5月25日听到的。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周恩来汇报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筹备召开党的十大、各地各单位批林整风运动、1973年国民经济情况的时候,毛泽东先讲了在批林整风中,要批评从严,处理从宽,以“九一三”为线;犯了错误的,允许改过,暂时未认识到错误的,可以等待。然后,他提出要注意抓路线、抓上层建筑、抓意识形态,并要求学一点历史和批判孔子。这是李德生第一次听到毛泽东谈到批林整风运动的时候,提到批孔,是把它作为抓意识形态的一项内容提及的。

  7月5日,李德生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张春桥传达了头一天毛泽东同他和王洪文的谈话,谈到外交部近来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并且说:“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有讲。”讲到批孔问题,认为林彪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他不赞成骂秦始皇。毛泽东对周恩来主管的外交部的批评,由张春桥转达,李德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时,周恩来讲述了6月份以来,毛泽东对外交部工作的批评、批示。他作了检讨,承担了责任。李德生开始感到毛泽东对批孔的强调。

  不久,李德生看到7月17日毛泽东接见杨振宁的谈话记录。毛泽东再次谈到这个问题。说法家的道理就是厚今薄古,主张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的路线,要前进。在座的周恩来针对杨振宁提出某些文章对秦始皇评价很高,表示秦始皇代表统治阶级,不可以捧上天;但他基本上是法家。李德生开始找有关书籍来看。

  8月6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江青显得很神气地传达毛泽东讲述历史上的儒法斗争情况:毛泽东认为历史上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都主张法治,厚今薄古;而儒家则满口仁义道德,主张厚古薄今,开历史倒车。

  江青在会上要求将毛泽东有关儒法斗争的内容,写进十大政治报告。周恩来当时表示,对此要理解、消化一段时间,不必马上公布。后来,毛泽东对此也没有异议。李德生抄录了那首七律诗,专门查找《史记》和《封建论》。看来,毛泽东对于批孔很是重视。

  李德生认为,毛泽东提出批孔有一定道理。在清查林彪罪证时,专案组从林彪住处毛家湾确实查出一些条幅和卡片,如“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等孔孟语录。林彪思想同孔孟之道有着一定的渊源。那么,究竟应当怎样看待孔子?李德生查阅有关历史书籍,自五四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以来,进步人士对孔子都是采取批判的态度,或者是批判地继承的态度。毛泽东在1938年10月就曾经讲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就说明,毛泽东并没有全盘否定孔子。

  现在,毛泽东并没有突出“批孔”,更没有主张要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批林批孔”运动。至于要不要把它写进十大政治报告,李德生认为,周恩来的意见是有道理的。因为批判封建主义儒家思想,是意识形态领域里一个长期任务,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且周恩来的意见也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

  可是,就在江青传达毛泽东意见的第二天起,8月7日、13日,《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两篇批孔文章。十大闭幕后,9月4日,《北京日报》登载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以“梁效”笔名发表的长篇文章《儒家和儒家的反动思想》。接着,一些报刊陆续发表批孔、批儒的文章。到了11月,《红旗》杂志发表了经姚文元修改的“罗思鼎”的文章,更是借批“宰相”,批“折中主义”和反“复辟”,公开影射周恩来。

  到了这个时候,李德生看出来了,这是在1972年反对批极左之后,又在酝酿一场新的斗争。报上的批孔文章日益增多,调子越来越高,而中央政治局会议并没有就全国范围开展批孔问题讨论过,毛泽东也没有这方面的新的意见。署名文章,怎么能代表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呢!

  报刊上连篇累牍的批判文章,迅速波及部队,在部队引起日渐强烈的反应。

  李德生亲自遇到一件事:1973年10月中旬,北京军区在华北某地组织“三打三反”军事演习,李德生乘飞机到演习部队去。李德生到了西郊机场,在候机室休息,一位干部汇报说:“李副主席,我们师的批林整风取得很大成绩,部队在加强训练,学习理论。”李德生回答说:“这就好嘛。”这位干部接着提问:“听说批林批孔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我们不知道下一步应当怎么搞?”李德生感到很奇怪,怎么会有这样的议论呢?

  李德生坦然地说: “毛主席的这个战略部署,我怎么不知道啊?”

  与此同时,总政治部机关也接到部队的多次请示,电话记录纷纷送到李德生的办公室。李德生同其他领导同志说,我在西郊机场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报纸上的署名文章不能代表中央,这件事情,政治局讨论后,有了决定,会通过中央文件或两报一刊社论来传达的。现在,部队还是应当抓好十大精神的贯彻,学习理论,搞好批林整风的教育。在批林中联系批判孔子的反动思想,可以放在政治教育中进行,不要形成运动。他要求总政治部宣传部,针对部队的各种思想反映,起草一个通知,发给部队,以统一思想。

  10月24日,总政治部宣传部起草了《关于在部队中批判孔子的意见》。李德生、田维新审定后,10月27日,由宣传部主持工作的副部长栗光祥在七个大单位战备思想教育座谈会上作了传达。

  然而,在江青策划下,报刊上的批林批孔文章连篇累牍,调子越来越高。部队在执行总政治部宣传部的意见时,又陆续提出一些新的问题,如批孔的意义是什么,林彪的反动思想同孔子的反动思想是什么关系,特别提出,批孔宣传应当采取什么形式等。总政治部宣传部再次起草电话稿,经李德生、田维新审查批准后,于11月13日发给各军区、各军兵种的报社。

  这两个通知,是在当时江青等人组织的批林批孔文章连篇累牍的情况下,作出的军队内部教育方面的规定。规定不可能不提批孔,但是要求把批孔放在适当范围内,防止乱联系、乱点名,防止形成一场政治运动。这就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以批林批孔为名,批“宰相”,批“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批林批孔批周公”,含沙射影攻击周恩来,格格不入。他们得知总政治部通知后,极为不满,只隔两个月,就公开展开对总政治部通知的“批判”。


辞去党中央副主席职务

  1974年8月26日至9月10日,各大军区负责同志会议在京西宾馆召开。开会的时候,毛泽东不在北京;周恩来6月、8月连续两次做了膀胱癌大手术,此时正在住院治疗。会议由王洪文主持。会议把大军区的司令员分成几个小组,分别“批评帮助”。李德生、许世友、韩先楚成了批判的重点对象。

  李德生是“重点的重点”。王洪文煞有介事地在会上说:“对于批林批孔中,各地揭发的问题,主席说,‘除若干同志外,有少数同志或多或少有些问题’,这个‘或多’就是指的李德生!”他搬出总政治部的几本《批林批孔大字报汇编》为“依据”,排了十几个问题,在大会小会上逐个批判,要李德生作出“交代”。

  李德生所在的沈阳军区小组,参加的有军区政治委员曾绍山、毛远新,副政治委员王淮湘。曾绍山主持会议。曾绍山不了解中央斗争情况,不知道李德生有多大的问题,心中没底。李德生很守纪律,他不便、也不可能作任何说明。会议实际上是刚刚担任沈阳军区政治委员的毛远新唱主角。毛远新,是毛泽东弟弟毛泽民的儿子,1939年出生。毛泽民1943年在新疆牺牲后,幼年毛远新在毛泽东家里长大。他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文化大革命”中参加造反派。辽宁成立革委会后,他出任革委会副主任。

  处在那种情况下,李德生只能有节制地同王洪文、毛远新的无理指责作斗争。

  小组会从8月26日起,将王洪文、毛远新提出的十几个问题逐个追查、进行批判。每追问一个问题,毛远新都竭尽无限上纲之能事。8月28日、9月1日、5日,还开了几次有政治局委员参加的大组会,由王洪文直接来追问李德生。

  第一天的小组会,毛远新就以造反派的口吻,咄咄逼人地对李德生说:“十几个问题,只是提了个头,你先讲清楚,其他问题再说。”

  第一是所谓“第一个号令”问题。

  1969年10月17日,林彪利用中央决定战备疏散的时机,借口“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擅自发布“紧急指示”,调动全军进入战备状态。10月18日,总参谋部按照黄永胜的口头传达,以林彪“第一个号令”的名义通知部队。“九一三”后,1972年7月的中共中央文件第24号,即林彪罪行之三,公布了这一情况。批林批孔中,有人“揭发”,说李德生参与了“第一个号令”的阴谋活动。

  毛远新对李德生说,你是同意“第一个号令”的,是同意不报主席的。李德生虽然很不满意这种不讲理的追问方式,还是耐心地解释说:“林彪的谈话记录传到军委办事组,作为军委办事组成员,我听到黄永胜的传达。但是没有,也不可能由我签发上报、下发第一个号令。”实际上,在周恩来追查时,李德生还批评了总参谋部机关。

  小组会上,一直逼李德生承认“同意第一个号令,同意不报毛主席”。李德生反复坚持说:“我没有同意;我只是听到传达了,并没有参与处理。”

  毛远新在第一个问题上纠缠了半天,没有达到目的。小组会开始“打态度”,批评李德生“态度”不端正,要求他端正对待这次会议的“态度”。“打态度”,是“政治运动”中经常被运用的“棍子”,只要你不承认给你安上的罪名,就是“态度”不好,就要批判你对待革命群众的“态度”,对待“政治运动”的“态度”,对待革命领袖的“态度”。

  ……

  第十一是“九一三”后“捂盖子”的问题。

  “九一三”后,中央政治局分工李德生负责空军的揭、批、查工作,空军揭发的材料许多是经过李德生上报党中央的。这本来是中央政治局内部正常的分工。小组会上,甚至在大组会议上,都说成是李德生在参与中央专案组工作中,有意扣压材料,不报告中央,不让追查。他们还责问李德生:“为什么说林彪的秘书是人民内部矛盾?”

  这时,毛远新带着作总结的口吻说:“这不是一件一件孤立的事,而是要联系起来看,是在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中你究竟站在哪一边,起了什么作用的问题,你究竟是哪个司令部的问题。”在毛远新的心目中,李德生已经是林彪司令部的人了。他接着说:“从批陈整风到批林整风,3年半了,总政治部抓全军政治工作,起到什么作用?不仅没有抓好这个中心,而且吹林彪,为林彪干了很多事情。主席那么信任你,派你到军委办事组、北京军区掺沙子,你起了沙子的作用了吗?你起了黄泥巴的作用,糊得更严了!主席叫你和他们划开,你却请黄永胜作报告,帮他们销毁罪证材料。你完全辜负了主席、中央的信任和希望。”

  在毛远新之后,小组与会人员也追问:“你和他们不是一个山头的,为什么搞到一起去了?要从立场、感情、路线上分清。”并且提出你现在的认识距离很大。应当是点到的要讲,没有点到的更要主动地讲;不仅原则上承认错误,还要具体分析错在哪里,有哪些具体事实;不仅要讲清事实,而且要讲思想活动,挖思想根子;要害是与林彪、黄、吴、叶、李、邱的关系。

  名曰帮助会,实际成了“批判”会,上纲上线越来越高:李德生“封锁主席”,“推行林彪路线”;李德生“站错了立场,走错了方向”;李德生“不是水平低、能力差的问题,不是上当受骗的问题”,“说小点,是参与了林彪的阴谋活动,说大点,是认为林彪指挥军队了,不是毛主席指挥了”,“是下贼船难的问题”。“要从立场上考虑,从世界观上考虑,从思想根源上挖一挖”;“总政治部究竟是搞马列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

  在小组会之外,还发动小组成员,在休息时间同李德生“谈心”,干扰李德生的思考和休息。


除了沈阳军区小组会,王洪文还主持几次有政治局成员参加的会,“揭发批判”李德生。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会上连连发难。

  江青攻击1973年中央政治局讨论解放干部的问题,指责李德生是“保护坏人的大红伞”。

  张春桥指责总政治部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几次召开政治部主任会议,批林彪的空头政治、精神万能等极左路线,是“背着党中央干的”;指责李德生主持驻京部队批林整风运动“是背着党中央夺权、抓权”。

  姚文元竟然说:“你李德生在1971年的9月24日下午,还和李作鹏密谈了4个小时,谈得很投机!”这真是竭尽造谣诬陷之能事。姚文元的责难,有其不可告人的缘由。在1970年初,总政治部刚刚恢复办公,有人向秘书长王迪康提出,保密室封存有姚文元父亲姚蓬子的叛徒材料,是不是要作为“黑材料”销毁。王迪康请示李德生,李德生认为历史档案不能随意销毁。批林批孔中,有人向“四人帮”告状,姚文元知道了,一直耿耿于怀。

  他们还把李德生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勘察北京周边地形,了解北京历史沿革,说李德生是“想当皇帝”,搞“政变”。

  江青等再三追问李德生,你在庐山和黄、吴、李、邱究竟有什么联系。李德生分明同李先念住近邻,但是他们竟当着李先念的面,逼李德生回答这个问题。他们追问总政治部为什么不抓批林批孔,却请陈永贵作报告。此事李德生是请示过叶剑英的,现在又当着叶剑英的面追查。从这些现象,李德生看出,他们是想利用这次会议,制造混乱。强攻自己,进而兼及与会的叶剑英、李先念。一定不能给他们以任何口实,于是,他只好沉默不语。

  “四人帮”借毛泽东提议开会的机会,批判几位军区司令员。“批判”的真实情况是不是如实报告了呢?不得而知。但是,毛泽东提到在几位军区司令员检讨时说:“不插话好,但要鼓掌表示欢迎。”

  在有中央政治局成员参加的大组会上,叶剑英、李先念始终没有发言。李德生意识到,他过去工作中的重大问题,都是请示了周恩来和叶剑英的;在庐山的住地,请陈永贵作报告,这样很具体的问题,他们都不便出面澄清。“四人帮”如此猖獗,老革命家们正处于战略守势。“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江青他们是要借攻击自己这个“靶子”,进而罗织周恩来、叶剑英的“罪名”。叶剑英、李先念不发言,说明他们处境已经非常困难。这次会议,自己是“重点中的重点”,是进而攻击周恩来、叶剑英的“靶子”吧。毛泽东讲过,李德生你是唱李铁梅的,是陪绑的。当时讲的是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陪绑;现在看来,又是作为攻击周恩来、叶剑英的“陪绑”了?!

  大会小会整整折腾了两周。李德生想,自己必须顶住!如果解释说,总政治部的许多工作,都是请示了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的周恩来和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的;请陈永贵作报告,是请示了叶剑英的;在庐山的活动,李先念可以作证,等等,事情就可能变得更复杂了。

  在政治运动中,找个“靶子”攻击,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似乎不止一次了。当“靶子”,就是要把火力引到自己身上来,等到时机成熟那一天,事实真相会大白于全党的。我们党历史上有过多次错误批判,只有被批判对象作了违心的检讨,才能告一段落。李德生想,在中央政治生活如此不正常的情况下,如果继续顶着,会议收不了场;再追下去,他们还可能进而攻击周恩来、叶剑英。从大局考虑,唯有自己做个违心的检查,才有可能结束这场“斗争”。

  9月10日,李德生在大会上作了“检查”,其他几位军区领导同志也分别作了“检查”。他们虽然做了违心的检查,付出了“牺牲”,但是遏制了“四人帮”借此机会,在中央制造更大阴谋活动的势头,对此,他们又感到欣慰。

  会议结束的第二天,9月11日下午,叶剑英只身来到京西宾馆。他走进李德生住的八楼房间,看望李德生。两人分别已有8个多月,谁也没有想到会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重见,会议开了16天,两人没有任何来往,没有交谈一句。此时,李德生见叶剑英到来,不禁热泪盈眶。叶剑英也懂得李德生在会上顶住压力、承担一切的苦心。他看到李德生既委屈又倔强的神态,紧紧握着他的手,安慰李德生保重身体。叶剑英意味深长地说:“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该干啥干啥!”鼓励李德生以党的利益为重,继续谨慎做好工作。

  经过反复思考,李德生深感在中央工作4年多,越来越体会到斗争形势的复杂,调离北京后,实际上已经不参加中央活动,却依然有此斗争。他认为有必要主动辞去政治局委员、常委、副主席职务。他郑重地向毛泽东写了报告。在“四人帮”向毛泽东提供了许多李德生的“材料”,包括所谓李德生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材料之后,毛泽东怎么看待李德生,不好猜测。他在李德生辞职信上批示:有错改了就好,同意辞去党的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保留政治局委员。

  纪登奎来看李德生,转达了毛泽东的意思:你已经到沈阳军区了,就在那里继续工作,北京的职务就不要兼了,还是保留政治局委员。他特意转告毛泽东的话说:“你是惹不起他们的。”

  毛泽东对许世友说“斗不过他们”,对李德生说“惹不起他们”。这是很值得寻味的,不能不使李德生意识到同“四人帮”斗争的艰巨。

  1975年1月,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李德生作为沈阳军区人大代表,参加了会议,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周恩来重病在身,坚持作《政府工作报告》。

  会议开始前,周恩来走上主席台时,看到了李德生。李德生是在离开北京一年以后,第一次见到周恩来。3年前,1972年5月,周恩来被确诊为膀胱癌。11月,周恩来心脏病发展得比较重,医生写报告给叶剑英、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他们阅后都同意医生的建议,“注意休息,增加睡眠,采取减轻工作和其他一些可行的办法”。毛泽东阅后批示:“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李德生知道周恩来病情很重,又是很不顾及自己休息的,现在见到周恩来羸弱的身体,却挺起精神,顿时激动万分。周恩来也看到李德生依然坚定的神态,他缓步走过去,目光炯炯地注视着李德生,并且紧紧地握着他的手,久久没有放开。面对几千名代表,两人什么也没有说。此情此景,引起不少代表的注目和感动。

  (完。全书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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